春节前夕,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法庭来到位于大理市挖色镇集市对面的码头开展阳光司法,公开开庭审理一起违反洱海“禁渔令”非法捕捞水产品案。2月5日庭审当天,正值当地的“赶街天”,庭审现场吸引了百余名当地群众到场旁听,穿着白族传统服饰的村民们围坐在简易法庭的周围,以案学法,聆听普法教育。

(蒋理智)
2月5日上午10点,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法庭来到挖色镇集市对面的码头,公开开庭审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该起案件共有11名被告人,且互相之间存在亲戚关系。因被告人只能用白语交流,大理法院专门选派通晓白语的法官全程以白语审理该案。
法庭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25日凌晨3时许,11名被告人相约使用禁用的岸滩密眼小拉网,在大理市海东镇下和村以西洱海水域捕鱼。由于此段时期为洱海禁渔期,11名被告人被当场抓获,并查获捕捞的8千克池沼公鱼,价值88元。
大理法院认为,11名被告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洱海封湖禁渔期间使用法律禁止使用的电捕工具捕捞水产品,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鉴于被告人归案后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法院酌情从轻处罚,故均依法判处11名被告人拘役4个月,缓刑8个月。
此次庭审现场吸引了百余名当地群众到场旁听,通过白语庭审开展法制宣传,进一步营造全民保护洱海、保护环境的良好法治氛围。法官再次提醒广大群众,根据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方法、禁用的渔具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据了解,近年来,大理法院高度重视洱海保护法治工作,对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均到当事人所在村社开展阳光司法,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逐年减少。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直以来,渔民张波认为在封湖禁渔期内,从滇池里取点鱼,没什么大不了。可是,他和另外5名村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他们却撞在了枪口上,成了云南省首例非法捕捞水产品案的主角。为了向母亲湖赎罪,他们主动购买了35万尾鱼苗,并于昨日在滇池放生。

长江禁渔期非法电捕危害生物多样性检察机关认为

一、白族话审判拉近普法距离

偷捕4小时捕鱼450多公斤

惩治毁灭性捕捞法律应下狠手

这起案件共有11名被告人,互相之间存在亲戚关系。因被告人只能用白族话交流,大理市人民法院专门选派通晓白族话的法官,全程以白族话审理了该案。

在滇池周边渔村生活的村民,每年都会收到一份关于滇池开湖捕捞及封湖禁渔的通告,去年的公告明确规定,2014年11月7日18时起,滇池水域全面实行封湖禁渔,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滇池水域进行任何形式的捕捞活动。可是,晋宁的张波等6个村民却有着不一样的打算。他们去澄江购买了两张拖网以及4艘机动筏子准备在禁渔期到滇池捕鱼,相约购买工具的费用6人平摊,卖鱼的钱也平均分配。几人估算,偷捕一次,每人就能轻松赚几百元。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法庭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25日上午8时开始,大理市人民政府对洱海实行全年全湖禁渔。2017年10月25日凌晨3时许,杨某、赵某等11名被告相约在洱海禁渔期间使用禁用的岸滩密眼小拉网,在大理市海东镇下和村以西洱海水域捕鱼时,被当场查获捕捞的8千克池沼公鱼,价值88元。

去年11月10日20时许,6人兵分两路,发动了藏在滇池三合水域的机动筏,偷偷潜入禁渔区。次日零时20分许,正当几人非法捕捞的时候,被正在开展水上联合执法的昆明市公安局水上治安分局、市滇池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渔政执法人员当场抓获。此时,他们已经战果颇丰,两组人马共捕获白鱼、箭鱼等458.4公斤,经物价部门鉴定,总价值人民币2293元。

在环境法治不断强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全方位多举措保护长江水生动植物资源多样性,不仅对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中华鲟、江豚等濒危野生动物栖息繁衍,对野生河豚、刀鱼、鲥鱼、鳗鱼、鮦鱼等珍稀鱼类恢复种群有重要作用,还是持续改善长江水生态环境,推动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长江的重要一环。

大理市法院认为,11名被告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洱海封湖禁渔期间使用法律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鉴于被告人归案后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大理市法院酌情从轻处罚,故依法判处杨某等5名被告人拘役4个月,判处赵某等6名被告人拘役4个月,缓刑8个月。

被抓后,6人起初均不以为然,以为像往常一样交点罚款便可了事。没想到,这次他们却被刑事拘留。

然而,随着餐桌上对野生长江鱼类的美食需求逐渐旺盛,加之“鱼类是可再生资源”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虽然传统渔民在“上岸”后改变了捕鱼生产生活方式,但依然从事零散渔业生产的渔民却在捕鱼方式上不加限制不断“翻新”,即便是渔获不丰,对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生态潜在的危害却相当严重,并冲撞着法律底线。

云南省挖色镇位于洱海东岸,地处大理市中东部,村民基本都说白族话,此次通过白族话庭审开展法制宣传,拉近了旁听群众与庭审教育的距离,将普法教育真正深入群众、走进民心。

说法违法捕鱼须受处罚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随着渔政、公安部门对禁渔期长江非法捕捞水产品执法力度不断加强,一些个案也随之浮现,司法部门在依法惩处、修复环境的积极努力背后,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二、海边庭审落实“谁执法谁普法”

昨日9时30分,盘龙区人民法院环保法庭公开审理了这起云南省首例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周边上百名村民过来旁听。公诉机关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品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渔获不多依然被追责

庭审间隙,几个系着“小小法律宣传员”标志的小朋友特别引人注意。他们是大理市法院法官的孩子。正值寒假期间,在近几次大理市法院组织的阳光司法庭审中总是看得到他们的身影。他们随着身边的法官妈妈、法官爸爸一起走到庭审对面的集市里,向每一个经过的村民们发放洱海保护法律宣传资料,向人们询问观看庭审的感受、记录下当地百姓关于法治的声音。

公诉机关指出,被告人在禁渔期用禁止使用的拖网偷捕,4艘机动筏子均长6.5米、宽1.6米,使用以汽油为燃料、40马力引擎的操舟机,也属于明令禁止使用的捕捞工具的情况,通过释法说理,让被告人及家属认识到,这种竭泽而渔的捕捞方式,具有掠夺性、毁灭性,造成水生态环境破坏的严重后果。

4月27日9时30分,一场不同寻常的巡回法庭庭审,在江苏省泰州市泰州医药高新区八圩渔业社区广场举行。

近年来,云南省大理市法院高度重视洱海保护法治工作,对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均到洱海边当事人所在村社开展阳光司法,以“谁执法谁普法”的高度责任感,力求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可以说,效果显着,洱海周边的村民都知道保护洱海需要从自身做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逐年减少。

悔悟再也不敢了

涉嫌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被告人童某、顾某,先后被法警带到巡回法庭设置的被告人席位上。法院为渔民和村民旁听而安排的二十多张小凳子则座无虚席,因为来了近百名群众,大部分人不得不围站着观摩这一特殊的庭审“法治课”。

“谁执法谁普法”,大理市法院将庭审引入群众中间,让群众看一看庭审现场、听一听普法教育、说一说法治感受。

庭审中,6名被告人均如实供述了非法捕鱼的事实。公诉机关在指控6人犯有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同时,也认可6名被告人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建议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另外,在案件办理期间,6名被告人及家属表示,愿意购买渔业专家认可的鱼苗(滇池土著鱼类高背鲫)35万尾投放到滇池。其中,被告人张波主动提出自己要购买7.5万尾鱼苗。很后悔,再也不敢了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张波表示,他希望以自己的教训,向滇池周边的村民宣传,让村民们以此为戒,提高保护滇池的意识。

检察官对两起案件的被告人分别提出指控。

11时40分许,合议庭作出一审判决。张波和另外5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7个月,缓刑1年。随后,6名被告人来到滇池边投放鱼苗,代理此案的两名律师也深有感触,花8000元购买了10万尾鱼苗进行投放。

30多岁的童某携带电瓶、逆变器、抄网等电捕鱼工具,采取电捕鱼的方式捕获了鲫鱼4条,称重计1.21千克。童某被当场查获。经过价格认定中心认定,所捕鲫鱼价值52元。

60多岁的顾某则在四圩港闸南侧与长江相连水域放置“地笼网”,捕得鳗鱼、螃蟹等水产品2.1千克,经认定价值80元。

“你是否知道不能电捕鱼?”检察官成月红讯问童某。

“知道,因为一时糊涂。”童某说。

“你是否知道禁渔期、禁渔区?”检察官问。

“知道禁渔期,不知道禁渔区。”童某答到。

这点渔获就判刑?旁听群众几乎屏住了呼吸。

“不应该电捕鱼,对自己非法电捕鱼非常后悔,以后看到有人电捕鱼也会去制止。”童某在最后陈述中说。

为了加强对被告人法庭教育和对旁听渔民的法治宣传,法院在庭审中还特意对靖江市渔政监督大队出具的“关于长江禁渔制度宣传的情况说明”当庭作出详细质证。“此前已经经过多种方式宣传每年3月1日0时至6月30日24时为禁渔期,渔政监督大队已对沿江违规渔具进行了全面清理。”这份情况说明写道。

成月红还对在审查起诉期间,靖江渔政监督大队副大队长沈林宏对《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所作的证人证言进行了质证。

“包括多层拦网、闸口套网、深水张网、地笼网、底扒网、鱼鹰等都是条例规定的破坏渔业资源的禁用渔具,其中地笼网主要捕捞小型鱼虾、苗种,违反了渔业资源保护种苗、捕大放小的原则,对渔业资源的破坏性很大。”沈林宏在证言中说。

两名被告人当庭认罪悔罪,法官李剑峰对两起案件分别当庭作出宣判。童某、顾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相关捕鱼工具依法没收。

“法院这个开庭,让我们渔民长见识了,绝对不能在禁渔期违法捕捞,代价很大。”解开疑惑的旁听村民纷纷表示。

非法电捕占比重大

当天庭审前一个小时,泰州医药高新区法院和泰州市渔政监督支队在靖江长江九圩段,组织被告人童某、顾某参与义务放流和社会公益放流活动,约两万多鳊鱼、鲢鱼鱼苗在渔政执法船的汽笛声中跃入长江。

据了解,为了将司法恢复措施制度化,法院还和渔政部门在渔民聚居区设立了“泰州沿江渔业资源行政执法司法恢复基地”,将鱼苗放流常态化。

“法院将被告人义务放流活动作为悔罪认罪表现之一,列为从轻量刑要素,并作为被告人义务在判决主文中列明,更加体现了非法捕捞行为人恢复受损资源义务的强制性,赋予对该项义务的可执行性。”泰州医药高新区法院副院长陈益群说。

在泰州法院审理的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中,基本上所有被告人对非法捕捞的事实无异议,对违反国家长江禁渔期制度在主观上是明知的,认罪悔罪率高。

相对于电捕4条长江鲫鱼被追究刑责的唏嘘,来自泰州渔政部门的执法数据反衬了非法捕捞并不是一个小问题。

当天公布的《泰州沿江渔业资源行政执法司法保护白皮书》显示,仅2016年以来,泰州渔政部门共处理非法捕捞行政案件83件,其中在泰州医药高新区法院审结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案件46件77人,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在进入该法院刑事惩罚范围的被告人中,男性占90%,且大多为无业、农民、渔民、个体经营户等低学历人员,虽然近年来加速了渔民与农民融合,但大部分法律意识淡薄,多数被告人虽明知国家关于禁渔期的规定,但为了“尝尝江鲜”或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并没有意识到其行为的违法性和严重性。

白皮书还显示,在这46件案件中,被告人采用电捕方法非法捕捞的达45件,占97.8%。“野生环境下,长江鱼类资源丰富,仅涉案被告人捕获的品种就包括长江鳊鱼、花鱼、餐条、鲈鱼、鳗鲡幼苗、中华绒螯蟹幼苗等,其中最大的鱼重量达34公斤。”泰州市渔政监督支队支队长张荣根说。

“电鱼活动范围广、流动性强,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行动飘忽不定,给打击非法电捕鱼带来一定的困难。”张荣根说,电捕鱼设施比较简单,制作成本较低,购置一套电捕鱼设备只需几百元,而且易操作。由于野生鱼价格高于人工养殖鱼,在利益驱使下,沿江少数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区闲置人员非法从事电捕鱼作业。

毁灭性捕捞危害大

记者了解到,对长江禁渔期非法捕鱼的打击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抛弃网补而采取“涸泽而渔”的电捕行为,却并没有因为有人被追究法律责任而消停,反而出现了极端案例。

在2017年长江禁渔期期间,仅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就查获了非法捕捞案件2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4名,其中一起案件就摧毁了一个地跨江苏三市长江水域的职业电鱼团伙。

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扬州渔民苏春雷等8人组成的电鱼、销赃团伙装备精良,不仅使用大马力快艇躲避警方巡逻艇执法,还使用电磁波规模性、破坏性捕捞,给渔业资源和水生态资源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

“4艘高速快艇单程油耗就近千元,时速达70公里,每条艇配备通电近80米的电缆线,拖入长江三四十米深的江底,电流通入水体后可直接造成鱼虾、藻类、浮游生物等水生生物大范围死亡。”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港池派出所办案人员介绍。

2017年11月2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对此案8名被告人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开庭期间,检察官对2016年11月至2017年6月期间多达10笔查明的事实进行了当庭指控,起诉书显示的单笔销赃价格最高达1.1万元。

中国水产品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为此案出具了渔业资源损害专家评估意见,涉案电鱼行为导致长江南京段水域渔业资源损害修复所需补偿费用为186520元。检察机关据此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被告人在审理期间退出违法所得,并缴纳了相关补偿费用。

2017年12月15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公诉意见,被告人孙雪平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苏春雷等另外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6个月到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的刑罚。法院另判决梁爱左等两名被告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拘役、缓刑并处罚金。

值得注意的是,公安机关在办案期间对被告人采取刑事拘留的涉嫌罪名为非法捕猎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后在移送审查起诉中改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记者为此采访鼓楼区检察院了解到,在此案中,有渔民举报有人采用电捕方式捕捞鮰鱼、鳜鱼、石扁头、鮦鱼等珍稀深水鱼,但由于侦查过程中相关证据早已灭失,无法找到珍贵鱼种原物,从依法办案角度上把握,最后以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起诉。

记者了解到,构成非法捕猎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刑法规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采用电鱼、毒鱼、炸鱼等毁灭性方式在大江大河捕鱼,社会危害性十分严重,亟待加强法律惩戒力度。”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梅琨说,该院受理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公诉案件从2016年的0件,到2017年12件27人、2018年前4个月的8件13人,说明渔政、公安部门近年来执法、司法意识不断提高,也说明执法者通过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推动环境生态改善的作用有了全新认识。

梅琨建议,应从立法层面进一步加大对类似行为造成环境生态危害的法律惩戒力度,通过案例宣传加强对渔民、渔业生产的法治引导,同时为尽快修复大江大河生物多样性,建设美丽中国,补上在水生态资源保护中法律惩戒手段欠缺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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